与中共合作

　　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建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它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努力探索富国兴邦之道，历尽曲折与艰辛，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逐步由同情、支持进而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广阔道路。这是农工党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过程中作出的正确历史选择，是农工党最可珍视的宝贵政治经验，是农工党代代相传的光荣传统。

第一节 反对蒋介石反共独裁统治，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一、革命失败前后的国内政治形势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1926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蒋介石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上旬，蒋介石举行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磨刀霍霍。在此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既不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而是一味妥协退让。在无产阶级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凌晨，早已蓄谋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国民党军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解除了上海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纠察队员仓促应变，死伤300余人。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10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请愿时，突遭蒋介石军队的武装袭击，100多人牺牲，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15日，广州的反动派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杀革命组织。随后，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4月18日，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要求“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处置蒋介石的决议。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和其他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40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在南京政府发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和其他著名活动家197人被列入“通缉”名单。

邓演达及其革命活动

　　邓演达是伟大的民主革命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他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因屡建奇功，1923年孙中山授予28岁的邓演达为少将参军职务，负责拱卫大元帅府，并赠亲笔题字、照片及手书对联：“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

　　邓演达是黄埔军校七位筹委之一，先后担任该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其品德与学识深为学员敬重。在北伐战争中，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时常邀请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等以个人身份参加讨论组织、宣传上的各种计划。邓演达还兼军事指挥，参加了担任前锋的第四军军部指挥工作，参加指挥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役，亲临武昌城下，与攻城军司令统筹破敌之策，表现出优秀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者的卓越才干。

　　在武汉政府时期，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及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在主持武汉工作期间，邓演达做了几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第一，收回英租界，一雪百年之耻。为保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北伐军进抵武汉时，英国舰艇云集汉口江面，配合吴佩孚炮击北伐军，当时在中国领海内的外国军舰达170余艘。英租界内设置沙包、电网、机关枪，与革命为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邓演达冲破中国武装不准进入租界的禁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江汉关英租界。经努力，汉口、九江英租界相继收回。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一次空前壮举，维护了国家主权，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支持农民运动。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倡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筹建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以百忙之身，亲任所长，聘请毛泽东为副所长。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毛泽东基本一致，毛泽东说：“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与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当他（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

　　第三，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在内）争夺党权、政权以及军权，达到以军制党、制政的目的。邓演达旗帜鲜明，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邓演达和吴玉章、徐谦等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提出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方针。在共产党的推动下，邓演达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努力，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一系列决议案，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

从“马日事变”到“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

　　蒋介石政变后，与其所投靠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起来，从军事上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在经济上制造困难，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汪精卫的政治立场日趋右倾。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4个军的指挥官在武昌召开了反共秘密会议，驻在宜昌的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攻打武汉。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所属许克祥部在长沙叛变，封闭湖南革命团体，解除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因这日的代号是“马”，所以，称为“马日事变”。这是汪精卫为首的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信号，从此反动势力日益嚣张。

　　在联共与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邓演达曾两次走访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劝他坚持革命，不要动摇。邓演达不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的指责，为维护国共合作和工农群众运动，为挽救革命做最后的努力。邓演达多次找张发奎做工作，争取把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两支革命武装保存下来。他毅然把储藏在总政治部的200多支枪交给湖南农民运动领袖郭亮，并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研究应变措施，力图挽狂澜于既倒。

　　6月29日，在汪精卫的授意下，何键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以武力控制了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日，邓演达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谴责蒋、汪的反革命行径，表达了要继续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国民革命的坚定信念。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邓演达与谭平山、苏兆征等极力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坚决反对分共。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邓演达保持了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脑，无愧为武汉革命政府中左派的中坚人物。

　　为了挽救革命，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李立三等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7月13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揭露汪精卫等反对革命、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声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斗争。同日，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谴责国民党中央一些人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农工政策、“向蒋图谋妥协”、“与共产党相分离”、“残杀农工”等行径。

　　14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公开与汪精卫决裂。为了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酝酿改组国民党，组织新党，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然而，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邓演达秘密离开武汉，经西北到达苏联。行前他还关心着共产党人的安危，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来到”。

　　7月14日晚，汪精卫在武汉秘密召开会议，并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他们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八一”南昌起义

　　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指挥这次起义。章伯钧任政治部副主任，参与了《“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的起草和南昌各界群众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邓演达与宋庆龄虽未参加，但仍被列入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并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全国同志“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这一宣言为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

　　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时，参加起义的彭泽民随军南下。身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彭泽民已年过半百，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随军当医生，徒步行军，并沿途为伤病员看病。起义失败后，彭泽民流亡到香港，悬壶行医，被誉为一代名医。逃亡到香港的章伯钧住在他家。他们忧愤国事，决心继续革命。彭泽民曾受赠孙中山亲题“博爱”字幅。他从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斗争和北伐战争，到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都是为了挽国家于既倾，拯人民于水火。此后，他寓居香港20余年，为革命做了大量好事，充分体现了“博爱”的真谛。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清党”和分共后，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共产党员由大革命时期的6万人减到1万多人，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下，工会会员由300万人锐减至3万人；大革命高潮时发展到1000多万的农会会员绝大部分被打散。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中国进入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新的形势向一切愿意并坚持革命的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新课题：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复兴中国革命？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进行了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的探索。